近年来，中国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仍在不断上升。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占比从2002年的80.0%上升到2019年的88.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为深入推进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1年启动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简称“示范区”）建设，旨在探索科学、适宜的防控模式，遏制慢性病发病率快速上升的趋势，降低因慢性病导致的患病率及过早死亡率，减少慢性病所致的疾病负担，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截至2020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488个示范区获批，覆盖全国17.1%的区县级地区和2.5亿的人口。
然而，自示范区项目启动以来，全国层面仍缺乏效果评价的科学证据。8月9日，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阎丽静教授团队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合作，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区）发表了题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对居民行为危险因素影响效果评价：合成双重差分研究》的研究结果。该研究首次在全国层面评价了示范区建设对居民行为风险因素的影响。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教授阎丽静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吴静博士为文章的并列通讯作者。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弦、顾鸣助理教授、昆山杜克大学2023届本科毕业生方逸晨也是文章的共同作者。
烟少抽了，酒少喝了
本研究共纳入了26个示范区（涵盖72,193个居民样本）和100个非示范区（涵盖275,397个居民样本）。研究采用了最近五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数据（2007年、2010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综合居民的六个行为因素——当前吸烟、被动吸烟、上个月饮酒、定期锻炼、体重指数和腰围，进行综合评分*。
*六项行为因素的权重相同，其中“经常锻炼”指标的权重为-1，因其方向与其他变量不同。行为风险得分越低，表明总体结果越好。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复杂，涉及多种风险因素，其中行为因素尤为关键。一些公共卫生项目，如控烟，只关注单一或有限风险因素；而慢病示范区则通过政府统筹、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实施综合干预。因此，我们在评估中选择的指标力求全面，以便更好地反映示范区工作的实际成效，”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教授阎丽静表示。
研究结果显示，与非示范区的对照组相比，示范区居民在当前吸烟率、被动吸烟率和上月饮酒率方面均有下降。其中当前吸烟率下降1.78%（95% CI：-4.51%，0.96%），被动吸烟率下降了8.09%（95% CI：-14.27%，-1.90%），上个月饮酒下降了4.04%（95% CI：-8.75%，0.67%），定期锻炼的结果则不一致，体质指数和腰围变化不大。
研究还比较了示范区实施后在短期（1—2年）、中期（3—4年）和长期（6—7年）三个时间维度上对行为因素的影响效果。其中，行为风险总评分在短期下降1.05（95% CI：-1.84，-0.26），中期下降1.15（95% CI：-2.08，-0.22），长期下降2.82（95% CI：-4.79，-0.85），总体下降1.54（95% CI：-2.51，-0.56）。可以认为，示范区的实施对居民行为风险因素的干预效果呈现从短期到长期不断增强的积极趋势。
用新方法突破研究难点
示范区的建设涉及地方政府的主动申请和中央政府的审核。评价这样一个已经在真实世界落地实施的大规模公共卫生项目的效果并非易事。自示范区项目启动以来，关于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一直非常有限。2016年的一项研究采用了定性访谈和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难以建立高质量的因果推断证据。
课题组成员、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弦介绍到：“由于示范区在获批前需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审核，并满足一定的标准才能建立，这一政策既不属于分组随机对照设计，也不符合平行趋势假设。此外，示范区的参与者通常具有更高的教育和收入水平，与非示范区的人群存在系统性差异。为了解决此类研究中常见的分析偏倚问题，我们应用了一种创新的‘合成双重差分研究法’（syntheti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study），构建对基于示范区实施的首个因果推断研究。”
“我们的研究为这项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慢病防控项目提供了高质量的科学证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为中国的慢病防控工作增添了科学依据，也为其他面临相同慢性病挑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阎丽静教授表示。
研究团队认为，以政府牵头、跨部门协作和社区参与为基础的慢病防控干预，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整体健康行为。将健康干预融入所有政策实施中，尤其是通过改变环境行为因素（如限制烟酒的销售和消费使用），是比较有效的；然而，对于个人的行为因素（如锻炼和肥胖），示范区的干预未能显示出显著效果。未来，政策制定者还需要深入分析原因，并调整相关政策，例如提供更便利的公共锻炼场所、加大健康教育投入、开发个性化干预工具，或通过经济激励（如健身补贴）鼓励公众参与锻炼等。
文章｜潘张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