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是全球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对全球健康系统构成重大挑战。2022全球新发肿瘤病例约2000万例，死亡近970万例[1]，同年我国新发恶性肿瘤482万例，死亡257万例[2,3]。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预期寿命的提升，我国恶性肿瘤的疾病负担必将持续上升。当前，肿瘤治疗已从传统的手术、化疗、放疗，逐步拓展至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细胞治疗、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等精准化手段[4]，不同肿瘤类型、不同分期、不同病理分型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存在显著差异，且各类治疗手段的适用场景、联合策略及安全性管理均需专业指导，治疗决策的复杂性日益凸显。
件，其制定以证据的系统性综述为依据，充分评估了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旨在实现患者诊疗效果的最优化[5]。在肿瘤学领域，随着治疗手段的日益复杂和精准化，CPGs对于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实践差异至关重要。全球范围内，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6]、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7]、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8]等权威组织定期发布并更新多部肿瘤CPGs，这些指南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中国肿瘤CPGs的制定工作起步相对较晚[9]，从最初的共识为主，到引进国外指南开始，逐步探索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诊疗指南[10]。
一、我国肿瘤临床诊疗指南的发展历程
近十余年，我国肿瘤CPGs建设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数量扩容与质量提升上均取得显著进步。随着临床需求升级与循证医学理念的深入普及，指南制定工作得到多方重视，目前已形成以相关行业学会、国家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联合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及专家团队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制定体系，指南覆盖的肿瘤类型从常见癌种逐步拓展至少见、罕见肿瘤，内容也从基础诊疗框架细化到精准治疗、全程管理等细分领域，为规范国内肿瘤诊疗行为提供了重要支撑。
回溯发展历程，我国肿瘤CPGs建设经历了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稳步推进过程。1989年，受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委托，中国抗癌协会（CACA）组织编写出版了第一部《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涵盖十大癌种；约1999年前后，协会组织专家修订再版了《新编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11]。2000年后，国内学术团体通过引入并翻译国际权威指南（如2006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与NCCN合作推出NCCN指南中文版[10]），为国内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自主制定指南的探索也同步开展，2002年开始，CACA肺癌专业委员会每年出版一部肺癌共识，已经体现了以证据为中心的循证医学理念；200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肺癌临床指南》[12]，2008年CSCO发布了第一版《中国黑色素瘤诊断治疗共识》[13]（后更新为《中国黑色素瘤诊疗指南》[10]）。这些都成为国内学术团体自主构建肿瘤诊疗指导体系的重要起步。2016年，CSCO指南工作组成立，确定了新版指南编写计划，至今该学会已累计发布186部指南，总发行量超203万册。
我国肿瘤CPGs已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跨越式发展，为规范国内肿瘤诊疗筑牢了基础。但面对我国庞大的患者基数、地域间医疗资源差异及肿瘤诊疗技术的快速迭代，指南在覆盖广度、更新时效、本土化证据整合、制定规范、传播实施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亟待通过系统性优化加以解决。本专题简报旨在聚焦上述核心问题，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成因，并针对性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对策与建议，为完善我国肿瘤 CPGs 体系建设、提升其临床适用性与执行效果提供助力。
二、我国肿瘤临床诊疗指南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具体来看，我国肿瘤CPGs的主要短板集中体现为制定主体分散、方法学规范性参差不齐、部分指南更新机制滞后、利益冲突管理薄弱、传播渠道有限和临床遵循率偏低等系统性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环节交织存在，削弱了指南的权威性和可执行性，也制约了循证医学成果向临床实践的有效转化。
（一）指南制作层面的问题和挑战
1. 不同主体制作的指南协调性不足，缺少国家层面的权威主导
在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通常将指南编制工作委托各行业学会完成，而CSCO、CACA、中华医学会等多个权威主体，还会各自制定相关指南，这些指南间存在一定内容差异[14]。由于尚未建立统一的统筹机制与管理体系，进一步出现不同机构并行制定指南，部分内容重叠且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使得临床医务人员在实际诊疗中，面对多种指南选择时易产生困惑，难以快速、精准确定最佳诊疗决策。
2. 指南证据质量与方法学规范性参差不齐，存在欠缺
近十年我国自编指南的数量和质量整体上有所提升[15]，截至2024年，中国学者主导制订的指南和共识数量已逾1400部[16]。然而与国际相比，其平均质量仍存在一定差距[17-20]，特别是制订的严谨性、规范性、透明性等方面仍有很大进步空间[21]。
使用指南质量评价工具AGREE II（Appraisal of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 Evaluation II）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自编肿瘤CPGs总体质量上仍有待提升，多个常见瘤种领域的指南平均评分偏低[19,22-25]。但也有部分瘤种指南质量表现突出，例如肝癌CPGs的推荐指导意见对临床具有较大实用价值[26]。此外，使用指南报告规范清单RIGHT（Reporting Items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in Healthcare）评估显示，我国自编肿瘤指南的平均报告质量亦低于国际指南[27-33]。
就证据质量而言，部分指南因证据不足或过度依赖低质量证据产生不合理的推荐意见，是国际肿瘤临床实践指南领域的共性挑战。有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佐证，即使是ASCO的权威肿瘤CPGs，也存在20%基于低质量证据的不合理强推荐[34]。具体到我国，很多CPGs缺乏系统的GRADE分级与证据整合流程，部分推荐依据不透明，加之“非循证型”专家共识制定的方法学和流程规范性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证据质量相关问题[15]。
此外，国内CPGs还存在若干结构性不足，如推荐措辞过于简单或范围过广、推荐内容含糊不清、缺少辅助临床实践的工具、缺少来自中国本土的证据等[35,36]。多数指南多基于大型医院的临床实践和资源条件制定，未充分考虑基层实际资源，导致指南在基层的适用性不足，难以有效指导基层临床诊疗工作[36,37]。不过，部分学术团体和专家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针对结直肠癌[38,39]、肺癌[40,41]、乳腺癌[42]、卵巢癌[43]等常见肿瘤，编撰了针对性的县域医师诊疗指南或诊疗路径——例如吴一龙教授团队牵头制定的《中国县域肺癌临床诊疗路径》[40,41]，便结合县域医疗资源实际与医保政策，为基层医生提供了可操作的诊疗框架。
3. 部分指南更新修订滞后
指南更新的及时性直接影响其科学性与可用性。研究显示，约五分之一的指南推荐意见在3年后就可能失效[34]，因此建立常态化的更新机制至关重要。国际经验表明，22.9%的指南制订机构修订周期为4~5年，40%修订周期为2~3年，8.6%修订周期≤1年，28.6%未明确修订周期[44]。
早年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指南整体更新比例显著偏低——380部指南中仅10%进行过更新[45]，平均更新周期超过5年[45,46]。不过这一情况近年已有所改善，尤其在肿瘤领域，随着循证医学理念的深化和临床需求的倒逼，主流肿瘤CPGs的更新频次已明显提升。中华医学会的建议的指南修订周期为2~5年[47,48]，目前多数核心肿瘤指南已逐步贴合该标准，例如CSCO制定的各类常见肿瘤指南，其更新频次已达每年1次，但仍有部分指南存在更新滞后问题。以我国结直肠癌诊疗指南为例，笔者对发表3年以上指南的更新情况开展统计，具体数据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 CPGs 的更新修订工作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仍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缺乏长效监管与执行机制。有研究者指出，部分指南制定之初便未规划修订方案；即便设有修订计划，也常因原工作组人员变动，导致定期的修订工作难以落地[48]。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NICE机构对发布后的指南会进行持续追踪与定期评估[49]。其二，指南更新修订方法尚未形成统一规范。当前虽有组织探索指南修订方法，但尚无统一有效标准[48]。
4. 指南制定中的利益冲突管理薄弱
当前我国肿瘤临床实践指南制定中，利益冲突管理的透明度与规范性不足，这一问题大大削弱了指南制定的独立性和可靠性。基于AGREE II工具的评价显示，我国多项指南“制订独立性（利益冲突）”得分较低，远未达到国际标准[19,22-24,26]。此外，国际经验也警示风险——2019年JAMA期刊的研究[50]显示近一半美国医师一年内接受医药企业资助总额达24亿美元，且大量机构负责人未充分报告资助情况。这凸显我国加强指南利益冲突管理、完善外部评审机制的紧迫性，否则将持续削弱指南公信力，影响临床决策科学性。
表1. 发表超过3年的结直肠癌中国临床诊疗指南*
| 指南名称 | 发表及更新年份 | 制定机构 |
| 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51-54] | 2015；2017；2020；202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
| 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操作指南[55-57] | 2008；2018；2023 |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腹腔镜与内镜外科学组、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结直肠外科医师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腹腔镜外科学组 |
| 中国结直肠癌肝转移诊断和综合治疗指南[58-63] | 2013；2016；2018； 2020；2023；2025 | 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胃肠外科学组、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结直肠外科医师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肛肠医师分会肿瘤转移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 结直肠癌专家委员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专业委员会 |
| 结直肠癌营养治疗指南[64] | 2016 | 中国抗癌协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 |
| 中国Ⅱ、Ⅲ期结直肠癌县域医师诊疗指南-内科部分[65] | 2019（草案） |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内科专委会 |
| 中国结直肠癌县域医师诊疗指南-外科部分[66] | 2019（草案） | 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外科专委会 |
| 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67] | 2020 |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家组 |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结直肠癌诊疗指南[68-73] | 2017-2025，每年更新一次 |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工作委员会 |
| 中国肿瘤整合诊治指南（CACA)结直肠癌[74-76] | 2022,2024 |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 |
（二）指南可及性与传播推广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我国指南传播主要依赖官方网站发布、学术会议、医学期刊发表或书籍出版等渠道。然而，这些方式普遍存在传播覆盖有限、更新滞后和获取门槛较高等问题。学术会议受会议规模、地域和时间限制，仅有部分医务人员参与；医学期刊发表存在传播速度较慢的问题，且部分医务人员无免费获取专业期刊的权限；类似的，书籍出版常受到出版周期、发行范围、购买费用等影响，传播时效性和覆盖度受限；官方网站发布的指南则可能因信息量大而被淹没，不易检索。
这些传播局限在基层医疗机构尤为突出。既往国内的研究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对指南的知晓率和实际使用率均处于较低水平[35,77]，其获取指南渠道多集中于“单位发放”或“免费的公共搜索引擎”[37,77]，缺乏多元化、高效的获取方式。
聚焦到肿瘤领域，一项针对我国医师对结直肠癌诊疗规范和指南认知的抽样调查发现[78]，尽管国内结直肠癌诊疗规范选择较多，但医生对国内指南的掌握程度明显不及国际指南 —— 受访医生对国际NCCN指南的熟知率超90%，国内指南未达到同等认知水平，可见国内指南在传播深度、推广力度上仍需加强。而表2对国内外主要机构或协会肿瘤临床实践指南传播形式与特征的总结更清晰表明，我国肿瘤CPGs在相关移动、智能应用等新型传播渠道上仍有一定差距。
表2. 国内外主要机构或协会传播肿瘤临床实践指南的形式和特征
| 指南 | 国家 | 线上官网 | 期刊/书籍出版 | 学术会议 | 移动应用 | 继续教育 | 其他 |
| NCCN指南 | 美国 | √ | √ 部分发表 | – | √ | √ 可获得认证 | 开发了线上交互式数字指南工具； 提供多语言版本； 开发患者指南 |
| ASCO指南 | 美国 | √ 会员免费下载 | √ 通过会刊出版发表 | √ | √ | √ | 与谷歌开发了ASCO指南智能体； 并开发了患者指南 |
| ESMO指南 | 欧洲 | √ | √ | √ | √ | – | 提供交互式的动态指南工具； 提供袖珍指南（pocket guideline）； 提供幻灯集； 并开发了患者指南 |
| NICE指南 | 英国 | √ | √ | – | – | – | 除指南外，还会发布NICE建议和质量标准； 提供详细的指南编制手册 |
| CSCO指南 | 中国 | √ 会员免费下载 | √ 出版书籍 | √ | – | √ 开展全国巡讲 | 部分指南开发了患者版 （如：CSCO非小细胞肺癌诊疗指南：患者版） |
| CACA指南 | 中国 | √ | √ 出版书籍 | √ | – | √ 开展全国巡讲 | – |
| 国家卫健委指南 | 中国 | √ | √ 部分发表 | √ | – | – | – |
（三）指南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高质量的指南完成制作与传播，也难以确保证据顺利转化为实践[79]，指南的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80,81]，其核心表现为临床遵循率普遍偏低，并由此会引发过度治疗、诊疗同质化不足等问题。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指南遵循率低是共性难题：国外多项研究证据表明，临床实践指南实施的遵循性水平均相对较低[82-87]。Ryaz Chagpar等人利用美国国家癌症数据库（National Cancer Data Base，NCDB）的分析表明，仅约71%结肠癌患者接受 NCCN指南推荐治疗，其中 Ⅰ 期患者不遵循指南主要源于过度治疗[86]，可能增加不必要的医疗费用与不良反应风险。中低收入国家则因医疗设施不足、指南内容与当地条件不适配，即便医生知晓指南，执行仍受明显限制[88]，导致部分患者无法获得标准诊疗。
国内虽缺乏系统性研究，但现有数据同样提示指南遵循程度有一定提升空间[89-94]。基于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数据库（1996–2018）的分析显示，对于我国HR+/HER2–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国际和国内指南推荐作为首选治疗的内分泌治疗比例逐渐上升（25%上升至45%），仍有17.2%的患者存在过度治疗情况[92]，加重患者身体负担与治疗成本。另一项针对直肠癌的研究显示，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的临床T4期直肠癌患者对《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20年版）》指南的遵循率不足40%，提示指南执行在实际临床中仍存在显著差距[91]，尽管短期预后差异不显著，长期来看低指南遵循率可能影响整体诊疗质量。
三、肿瘤临床诊疗指南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指南制作层面因素
指南制定环节的问题，主要源于制度统筹机制缺失与专业能力建设不足两个方面。从制度层面看，国内尚未建立覆盖指南制作和更新管理的顶层统筹机制，即无明确的跨机构的协同决策平台。各协会、学会等主体在指南选题、内容规划多凭自身专科需求独立推进，导致不同主体并行制定、缺乏统一规范与质量监管机制，结果是针对同一疾病的指南常因立场和视角差异出现内容冲突，形成“碎片化”局面。
从能力建设来看，以临床专家为核心的指南制作团队虽有丰富实践经验，但在循证专业能力方面尚存在一定短板。多数专家缺乏系统的循证培训，如GRADE分级（如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对应规则）、证据合成技术（如系统评价解读）的系统学习，易在证据筛选中忽略关键指标、在推荐意见中陷入“经验替代证据”误区，影响指南科学性。同时，国内未建立完善的指南制作人才培养体系，相关专项培训多为零散短期讲座、无系统化课程，也无资格认证机制明确能力标准与筛选门槛，导致团队难以持续提升能力，影响指南制作方法学的严谨性和证据整合规范性。
（二）指南可及性与传播层面因素
指南传播环节的问题，核心是未以受众需求为核心构建传播体系，具体可从传播理念、渠道建设、内容设计三个维度分析：
首先，传播理念仍停留在单项输出。目前，多数制作主体将指南发布等同于传播终点，既不调研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的获取习惯（如是否常用新媒体、是否有检索难点），也不跟踪传播效果（如是否真正触达目标人群），导致传播行为与受众需求脱节。
其次，传播渠道建设分散。国内尚无权威统一的指南整合平台，指南需分散在各主体官网、期刊、APP等渠道，医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跨平台检索，甚至因“信息壁垒”无法知晓指南存在。同时，新媒体传播渠道（如短视频、交互式工具）的建设缺乏资源支持——既无专项经费用于技术开发，也无专业团队负责内容运营，导致指南传播仍依赖传统形式，基层医务人员更是成为传播覆盖的薄弱环节。
最后，内容设计缺乏分层匹配。国内指南传播常常未考虑不同层级医务人员在知识基础、实践需求上的区别，将指南内容当作标准化产品，统一采用学术化、复杂化的表述。比如基层医生更需要核心操作步骤、转诊指征等实用内容，年轻医生需要案例解读辅助理解。
（三）指南实施面因素
阻碍指南实施的原因可能包括患者及医务人员个人因素、指南相关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多维度。指南相关因素主要涉及到指南制作的质量、在现实诊疗环境的适用性等方面，在前述内容中已有提及，不再赘述。
1. 患者个人因素：患者是否配合治疗可显著影响其生存情况，拒绝配合治疗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91]。
2. 医务人员个人因素： Cabana等人在JAMA的一篇综述中指出，医生对CPGs的知晓程度，熟悉程度，认同程度，自我效能感，克服既往实践惯性的能力等都会对指南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95]。医生对癌症CPGs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96,97]，但仍有部分医生存在负面态度，认为一些CPGs可能会助长“食谱式治疗”[97-100]，指南可能会过度简化复杂或有争议的治疗决策。除了上述方面外，一项国内的大规模调查[35]显示58.6%的中国临床医生工作过于繁忙，无暇获取和学习指南；并且在循证医学技能、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不足，对指南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或者更倾向于自己对证据的解读[96]。
3. 外部支持不足：当前国内CPGs使用的教育和培训方面尚存在欠缺，研究显示46.2%的受访医生提出缺乏相关教育或培训[35,37]；获取指南的渠道不够便捷，超过一半的参与者在搜索或下载外语指南时存在困难，基层医疗机构从业者更是将“获取途径缺乏”视为最大障碍[36]。
4. 监管约束机制薄弱：国内多数行业协会制定的指南属于“推荐性文件”，对临床行为缺乏强制约束力，既无明确的执行要求，也未建立与指南遵循度挂钩的奖惩机制，导致指南“可遵可不遵”。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级医疗质量控制组织等监管主体，虽对医疗质量有整体监督，但更侧重于影响医疗安全的基本原则把控，缺乏对指南执行的系统评估与问责机制。
四、应对策略与建议
（一）应在国家层面构建以权威主体为核心的协调机制，以此为基础推进标准化指南资源库建设
针对多主体并行制定、缺乏统筹协调的问题，建议由国家卫健委牵头，联合中华医学会、CSCO、CACA等核心学会建立指南选题公示制度，明确各主体功能定位（如国家级指南侧重通用、学会指南侧重专科精准），从源头减少内容冲突；同时同步强化指南制定、审查与更新全流程制度，实现规范化、透明化管理。在此基础上，按统一数据规范建设国家级标准化指南资源库，优先实现核心指南集中检索、分类展示与免费查阅，后续逐步推进深度整合。针对肿瘤领域中研究更新速度快、证据量大的特点，可以鼓励制定“动态指南”[101]，实现基于新证据的快速修订，提升指南的时效性与权威性。
针对指南质量参差、更新滞后和独立性不足的问题，应建立统一的指南质量与效果评估机制，由国家级权威机构或第三方专业组织定期开展质量审查与影响评估，重点关注科学性、透明度、适用性与执行效果。评估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并作为指南修订与机构考核的重要依据，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同时，建立利益冲突申报与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的申报模板与披露流程，要求参与指南制定的专家定期更新相关信息。可参考国际做法（如 WHO 指南制定组）建立“外部评审与利益回避”机制，确保专家参与的独立性和透明度，从根本上提升指南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二）推动本土证据研究与转化，衔接基层资源实际，提升指南的适配性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肿瘤CPGs的本土适配性，一方面需要加大我国肿瘤临床研究支持力度，鼓励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科学技术主管部门等设立肿瘤领域临床研究专项基金，重点支持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s, IIT），为本土循证证据积累提供资金保障。
另一方面，在统一CPGs核心标准的前提下，针对基层医疗资源实际制定差异化执行细则，而非简单制定“低配版指南”。应倡导各学术团体在指南制定中纳入基层医疗从业者、患者代表[102]，结合不同地区基层设备条件（如影像检查能力、药品可及性）与医保政策，明确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执行路径：例如在基层暂不具备PET检查条件，可通过细则明确“以CT替代”的具体适用场景与操作规范，既保障诊疗质量，又符合资源实际。
（三）拓展多元化免费传播渠道，强化分层分类培训，提升指南可及性与应用能力
为破解指南传播“触达率低”的问题，应构建“免费获取+多元传播”的传播体系：一方面，如第一条建议所述，通过建设国家级标准化指南资源库，确保所有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从业者）可无门槛免费下载查阅，杜绝付费壁垒对指南传播的阻碍。另一方面，充分借助微信公众号、专业手机APP、线上培训平台等新媒体载体，实现CPGs的多场景触达，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方便医务人员随时查阅学习。同时，依托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将CPGs内容开发成临床诊疗辅助决策系统，便于医护人员在诊疗操作过程中实时查阅，提升指南使用便捷性，国内CSCO学会已开展此类工具的探索[103,104]。
在培训方面，针对不同级别、不同专业的医护人员开发不同的继续教育培训内容，强化临床实践操作培训。针对基层医务人员，可聚焦临床核心流程、指南关键要点以及循证医学理念进行培训内容设置，降低学习门槛，帮助其快速掌握指南核心内容并应用于实际诊疗。
（四）完善指南实施支持体系，强调指南的实施科学
在指南实施支持体系中明确实施科学的核心地位，整合政策、资源、技术等多维度支持要素，同时引入相关的实施科学工具——如《指南改编与实施规划资源》（CAN-IMPLEMENT）[105]。通过临床实践问题的识别与澄清、解决方案构建以及实施、评估指南实施情况与可持续性等关键步骤，切实破解指南从传播到实施的断层问题。
五、结语
我国肿瘤临床实践指南已实现从“引进借鉴”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在数量扩容、质量提升及临床适配性优化上成效显著。但面对持续增长的癌症疾病负担、地域化医疗资源差异及快速迭代的诊疗技术，指南在制作统筹、证据质量、传播触达与临床遵循度上仍存短板。未来需通过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强化本土证据研究、拓展多元传播路径、完善实施支持体系，推动指南从“纸上规范”转化为“临床实践”，最终助力肿瘤诊疗的规范化与精准化，惠及广大患者。
需要说明的是，本专题简报核心聚焦我国肿瘤临床实践指南的宏观体系性问题与优化方向，分析过程中所依托的核心数据与论证依据，均来源于公开报道的文献、指南文本及已发布的统计数据；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与研究定位，相关分析尚无法覆盖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同时暂未针对不同癌种指南特征、不同区域基层医疗机构的差异化落地需求展开细分探讨，有待一进步的实证研究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