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2日晚，由昆山杜克大学兴泉全球健康系列讲坛与昆山杜克大学名家讲坛联合承办的讲坛与对话交流活动在学术楼圆满落幕。昆山杜克大学的师生以及来自昆山卫健系统临床及卫生管理人员逾百人到场，昆山市人民市政府副市长单杰亦出席了本次活动，共同聆听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周俭教授分享其 “从一堂课到一生的事业”的职业历程，以及周俭院士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教授关于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深度协同的精彩对话。
集体合影留念
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耀林教授在欢迎辞中表示，很多时候，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可能就是一节课、一位老师和一次触动，正因如此，昆山杜克大学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平台与机会，让世界级的学者、医生、领袖走进校园，和师生们面对面交流，分享他们的真实经历、挫折与坚持、选择与热爱。“我们坚信，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堂课，会成为大家人生中的那个‘被点燃’的时刻，让你找到所爱与并为之奔赴。”
刘耀林校长致辞
肝癌防治：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
在主旨演讲中，周俭院士分享了自己40年从在校生到顶尖外科专家的职业履历。1987年，汤钊猷教授作为中青年科学家受到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他给学生们讲述那个难忘的场景时，年轻的周俭第一次感受到：医者可以治病救人，更可以为国争光。40年前这堂报告会，也是他投身肝癌治疗领域的起点。
周俭院士主题演讲
90年代，面对当年中国肝移植比美国落后14年的巨大差距，已是科室副主任的周俭毅然远赴重洋，向 “世界肝移植之父” Thomas E. Starzl教授学习。在异国的手术室里，他从拉着钩的第二助手做起，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曾经，有一台持续16小时的多器官簇移植手术，他滴水未进，走出医院时漫天繁星，身体几乎耗尽力气，心里却无比畅快：“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回国后，周俭与汤钊猷院士、樊嘉院士率领的肝癌研究团队一道，将“创新”二字刻入骨髓，完成一次次“从0到1”的突破。从根据甲胎蛋白早期诊断，到研发出服务500多万人次的miRNA肝癌分子诊断试剂盒；从完成亚洲首例ALPPS术，到创造全球首例“亲属肝”加“废弃肝”双供肝肝移植，再到2024年国际首例废弃肝肝移植联合ALPPS术。
如今，作为《柳叶刀》全球肝癌防治委员会首席牵头人，周俭院士联合全球跨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制定肝癌防治策略，并将中国的优秀经验融入其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周俭引用恩师汤钊猷院士的话作为主旨演讲的结尾，并鼓励所有到场的昆杜师生和昆山卫生系统年轻医师大胆精进，不断创新。
昆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周健代表昆山卫健系统，在活动中特别提到：“曾经，我国肝癌防治面临病例最多、国际话语权薄弱的困境；如今，在周院士与樊嘉院士牵头下，联合全球51位专家在《柳叶刀》发布《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推动中国肝癌防治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域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这份因一堂课立下的初心、数十年坚守的攀登精神，值得在场每一位同志认真学习、深刻汲取。”
周健主任致辞
周俭院士在讲座中也特别分享了自己在过往与杜克大学医学院互访交流的渊源。从癌症治疗与防控的全球经验，到全球健康领域的学术会议，周俭院士先后与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数位专家建立联系与交流合作。
活动现场座无虚席
点亮万千生命：看见病人，也要看见人群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汤胜蓝教授在活动中特别介绍了新成立不久的科研合作平台——癌症防治策略创新研究实验室（CALab）。CALab由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医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昆山杜克大学承担秘书处工作。CALab聚焦癌症防治中的关键政策与体系问题，旨在推动多学科协作与研究成果转化，推动公共卫生政策的优化，实现更好的人群健康结果。
汤胜蓝教授介绍CALab
活动因此特别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周俭院士与吴凡教授展开了一场临床与公共卫生的深度对话。一位是手持柳叶刀的肝癌外科领军人物，一位是深耕疾病防控三十余年的公卫专家，两人的思想碰撞，为“点亮万千生命”写下了生动的注脚。圆桌讨论由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项目联合主任徐福洁教授主持。
圆桌讨论，左起：吴凡院长、周俭院士、徐福洁教授
吴凡教授的公卫生涯始于1988年。那一年，上海暴发甲肝疫情，30多万人感染。没有足够的病房，中小学校舍在寒假期间被临时征用；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还在读大三的吴凡和同学们冲上了一线。“我们去做临床最一线的辅助诊疗——扎针、抽血、打静脉点滴。我现在抽静脉血扎针可准了，全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也正是这次经历，让她开始思考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生病？”答案指向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安全的食物。她由此悟出一个道理：“医生治病在后，预防在前。光靠医生肯定不行，不但要看见疾病、看见病人，还要看见人群。”
周俭院士对此深有共鸣。作为《柳叶刀》创刊以来首位牵头制定全球性疾病防治重大报告的中国学者，他在整合全球不同地区的肝癌疾病负担与成因时深刻体会到跨学科合作的力量。“我们要学习欧美的经验，也要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好经验——比如埃及通过与药企谈判获得药物折扣价格。”他强调，肝癌防治需要政策制定者、社区卫生人员、医生的共同参与。“上医治未病。我们做医生的实在渺小，肝研究所几代人努力50年，也可能只救了几万人。但若预防做得好，可以救数百万人。”
吴凡教授也用三个“悖论”道出了公卫人的独特处境：第一，公卫人消灭一种疾病，往往也“消灭”了自己的专业前途；第二，追求“天下无事”，却要不断提醒决策者风险存在；第三，最有效的公卫措施往往不是高精尖或者昂贵的，而是“简便易行”——没读过书的老爷爷老奶奶都能做到。她以2013年上海H7N9防控为例，称其被WHO誉为新发传染病应对典范，“措施本身可能简单到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找到、找准措施是有高技术含量的”。
创新为基因，预防入万策
在回应现场观众的提问与交流时，周俭院士与吴凡教授分别以凝练而深刻的话语，为整场对话画上了有力的句号。面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医生”的行业之问，周俭院士回应：“有人工智能的专家说十年、二十年医生就要被消灭，也有人说三年，但这是不可能的。医生有自己的自信。” 他强调，无论从事临床、公卫还是任何行业，创新永远是让人立于不败之地的“基因”。“创新，是任何时候都能让你站得住脚的东西。”
吴凡教授则从宏观视角补充道：临床医生应当具备公卫的人群思维；创新之外，从数据到政策的转化同样至关重要。她重申“预防为主”的理念，并提出一个掷地有声的主张——“健康要入万策”，这里的“万策”涵盖所有公共政策，而不仅仅是卫生政策。“要在每一项政策中体现对健康的考量。”
从“被他们点亮”到“去点亮更多人”，从临床创新到政策转化，这场对话不仅关乎医学，更关乎信念与行动。对于昆山杜克大学的师生而言，这是一堂关于成长与使命的生动课程；对于昆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各级医疗机构的代表而言，这是一次临床与公卫协同的深度启发。当点亮者与接力者在此相遇，全球健康的未来，便在这一次次“被点亮”与“去点亮”的传递中，愈发清晰而可期。
摄影｜吕潇航
文章｜南伊婕
排版｜南伊婕
